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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小说网 -> 玄幻魔法 -> 芙蓉-2003年第6期

正文 芙蓉-2003年第6期第12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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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真不愧是上帝,我才这么一犹豫,就给他看出了我的不坚定!既然是没得选,我何不和他谈谈条件?尼采心里打起了小算盘。

    “上帝!我听说你们这也有个叫毕加索的吧?有次我听我的后人在经过我那黑洞的时候聊起过他。他的画好像挺不错的。听说女朋友也挺多。”

    “傻孩子!不就是想多点女朋友吗?直说吗!你从我手里出来的,那点小心思,我还会不知?我保证在你健康的体魄上提升你的性能力,再配给你一张漂亮的脸蛋。准让你风光得连毕加索都要来羡慕。”

    “呵呵!也不能全这样理解吧?我生前就为我那长相和身体而自卑着,所以生前就不停地骂女人,全天下的女人都恨死我了。不过,我也十白我那样完美地下坠到人间,会丧失了坚定的斗志和为理想牺牲的动力。”

    “放心地再生吧!我做事一向都妥当。实在不行,也只能是以牺牲小我而成就大我呀。你要真把持不住了,我就要那些个小妖精们非正常死亡吧!呸!呸!太残忍了点,法子我会想的!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妥当。妥当才能做到公平,相信我吧!”上帝急切后又平息地说着。

    “上帝,你对我这么好,真让人我不得不反思呀!不过,我斗你的决心坚决不变。还有一事,我想请教你老,我来你这儿的路上,看到了叔本华大叔,他怎么就进不了天堂呢?”尼采好奇地说。

    “哦!叔本华这孩子,我这是用不上他了。生前就只听见他整天的埋怨,消极得很。做人应该有的热情,他都没有。目空一切那也算了,可他也不能来影响我的子民吧!做人也不想,做天使也不乐意,做鬼也不行。有次,魔鬼还为他的事情特意来找过我。它要我收他,以减轻地府的负担,说它们地狱里在连续的干旱,煮人的水不够用,再说下面人又多,人一烦起来就容易暴躁。你知道吗?他十年度一个人也不容易呀!我们将人分了两种类别,一种是生前爱我的,一种是生前爱他的。每次收人只能有一种选择。我选择骂我的人,它就选择骂它的人;在这,我也说句不该说的话吧,我的觉悟还是比它高许多的。我对待仇人可是掏心掏肺地伺候着,它呢?看世上这么多人骂它,生前不能奈何得了他们,死后,却万不敢放过一个。拼了命的折磨着他们。嘿!你瞧!我一想到这些个孩子因为爱我的缘故,在死后却要遭受这样的罪,心疼呀!你大概会问,我为什么不去选择那些个爱我的孩子?我也想呀!可是,魔鬼比我小,我得让它先选,不能失了规矩。所以我也是有苦衷的,至今都内疚得很。这些事,你可千万别透露了出去。当然,你下去后,也就会不汜得了。”上帝含着热泪,不时地仰大叹气,那张脸交织着内疚和无奈。他继续说着,“叔本华!这孩子,来我这定居也不太适合。我这百年度一人,不容易呀!他这人我是知根知底的,再怎么培养,也就是两个宁——‘麻木’。明知这样,我还有培养他的必要吗?所以,我和魔鬼商量着,叫他在归魂路上设个摊位。让他重操旧业吧。有喜欢和他为伍的,我们也不勉强,现在人类也没把汁划生育弄好,我俩的地方也越来越挤了。放在他那儿去,我们这也宽敞计:多。好了,尼采,你还有问题吗?”

    尼采用了一分钟思考,然后说:“可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

    “说吧!回答你的问题后,我叫小大使把你带回老路。你就直接往回走,在那黑洞附近是有投胎指南路牌的,它会告诉你该怎么做。”—上帝慈爱地说。

    “我还能进天堂吗?”尼采说。

    “当然!”上帝回答。

    叔本华还在那老地方演讲,眼神还是那样的温柔。听众似乎又多了儿位。尼采很不屑地看了—眼这做不成人,也成不了神,更做不了鬼的家伙,并吐了口唾液继续地往回行走着。

    “靠!救命明!这路牌哪去了?”尼采一脚踏空,坠了下去,开始了他的新一次轮回。

    海子与王子(外三篇)

    洪 烛

    海子与王子

    在中国的一位叫海子的青年眼中,诗歌的历史散发着封建社会的气息:自从人类摆脱了集体回忆的创作 (譬如“荷马史诗”之后,就一直由自由的个体为诗的王位而进行血的角逐。所有优秀的诗人都本能地渴望获得惟我独尊的霸权,以证明自己的价值。于是一脉相承的地平线便屡屡为群峰竞争的场面所打破。桂冠可以有无数,而纯金的王冠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顶,并且只属于捷足先登的父亲势力:但丁通过中世纪神学的全部体系和罗马复兴的一缕晨曦,莎士比亚通过力量和天然接受力以及表演天才,歌德通过秩序和训练,先后在诗歌帝国称王。这构成了我们视野中,视力范围所及,难以超越的三位一体的诗神。王代表着父,代表着亚当,是这三位幸运的亚当型巨匠——终于为王的少数,开创了属于他们的世纪。而在此之后的大多数人呢,只能在王的巨大阴影下俯首称臣,抑或颇受局限地扮演着王子的角色——况且是哈姆雷特那样的悲剧王子。“最优秀最高贵最有才华的王子往往最先身亡”,海子列出长长的一串名单:雪莱、叶赛宁、荷尔德林、爱伦·坡、韩波(即兰波)……席勒甚至普希金。“他们的疯狂才华、力气、纯洁气质和悲剧性的命运完全是一致的。他们是同一个王子的不同化身、不同肉体、不同文字的呈现、不同的面目而已。他们是同一个王子,诗歌王子,太阳王子……他们悲剧性的抗争和抒情,本身就是人类存在最为壮丽的诗篇。他们悲剧性的存在是诗中之诗。”那些早夭的天才,疯狂的天才,失败的天才,虽然远离金碧辉煌的王冠(甚至头戴滴血的荆冠)但似乎都可以跻身于王子型诗人的行列。

    尼采是赞成歌德的:“做地上的王者——这也是我和一切诗人的事业。”海子也同样如此,同样羡慕王者的至尊。他敬佩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这三位创造了永恒的史诗并且成为诗歌不灭的象征的大师:“他们是伟大的峰顶,是我们这些诗歌王子角逐的王座。对,是王座,可望而不可及。”虽然他不乏雄心:“但丁啊,总有一天,我要像你抛开维吉尔那样抛开你的陪伴,由我心中的诗神或女神陪伴升上诗歌的天堂,但现在你仍然是王和我的老师。”但更多的时间,他感受到的是与王的隔阂,以及对王权所造成的不平等的疑虑。相比之下,海子更珍惜那些没有成为王的王子,一方面因为他们代表了人类的悲剧命运,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能够从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并且从相似的命运里获得慰藉与支撑。在雪莱等诗歌王子的诗篇中,海子感到分外亲切:“他们悲壮而抒情,带着人性中纯洁而又才华的微笑,这微笑的火焰,已经被命运之手熄灭。”他甚至会在一刹那间,觉得雪莱或叶赛宁的某些诗是自己写的,觉得自己与这些抒情主体的王子们已经融为一体。海子是痴迷的,但又是清醒的:他深深意识到自己和这些王子型诗人属于同一种性格、同一个阶级,而与古老的王有着难以逾越的距离——况且也没有多余的王权厂。海子啊海子,无形中把自己视为王子中的——员了,视为当时的最后一个王子。

    事实也果然如此。和计:多还没有等到谢幕就匆匆退场的王子一样,这位叫海子的青年诗人也死于非命。 1989年3月26日,他留下近二百万字的诗稿,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时年25岁。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短命王子了。一个没有成为王的王子。更遗憾的是,在此之前,几乎无人承认他王子的身分。

    且看海子是如何评价饱含了天才辛酸的王子的:“这些人像是我们的血肉兄弟,甚至就是我的血。”也计,天才是一个集体,是可以在不同时空出现的孪生兄弟——是一种贵族的血统。海子写过一篇《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把这位神智混乱的德国诗人奉为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的神的儿子:“一个半神在河上漫游,唱歌,漂泊,一个神子在唱歌,像人间的儿童,赤子……”可见王子必须首先是自然的赤子,有一颗永远的童心。所以王子会死,但不会老;会疯狂,但不会世侩或阴险;会断裂,但不会屈膝……还有很多很多出众的优点和致命的缺陷。在这篇文章里海子还把画家梵高列为与荷尔德林遥相呼应的同一类诗人,梵高在其眼中也是一个额外的王子,一个以血为颜料、以死亡写诗的异族王子。他还曾在另一首诗里亲切地称梵高为“我的瘦哥哥”。以《醉舟》而一举成名的法国诗人韩波,同样是海子心目中一个悲怆的王子,他特意写过一首《献给韩波:诗歌的烈士》,称韩波为“我的生理之正,我远嫁他方的姐妹早夭之子,语言的水兽和姑娘们的秘密情郎”。从涛的标题可以看出,海子不仅有王子情结,还有烈士情结。他认为在平庸的生与壮烈的死之间,王子肯定选择后者。他果然这么做了。他授予韩波的勋号也可用来形容自身——至少,带有自勉的意味。海子继承着古老的王子们的遗产,而且从这一系列先躯身上映照出自己的思想。他在以诗歌的方式寻亲或探亲。他欣慰于自己不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孤儿。

    除了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这三位并驾齐驱的王之外,海子还很推崇荷马,把荷马的行动力和质朴未凿比喻为诗歌的黎明。只是,他并未让荷马列席于工座,因为这是一个无法归纳的巨人——接近神的境界,已构成伟大诗歌的宇宙性背景。在海子死了之后,我还可以继续他的联想——代替他呼吸:在那三位父性的王之上,是作为始祖的荷马——相当于太上皇了。荷马是史前的王,同时也可以说是退役的王——他掌握着最遥远的皇权。荷马,无冕之王,众王之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荷马开创了史诗的传统,纪念碑的风范,神殿的框架,《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神曲》、《浮士德》,乃至莎士比亚诗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有人说海子按照自己的涛学理解,勾画了一幅全景式的诗歌家族谱系一一而这谱系的排列也许比诗歌历史本身更为复杂,或者说更需要洞察力。我受到了海子的启发,但并不感到满足。我觉得这幅海子版诗歌家族谱系又是不完整的,带着单亲家庭和父系氏族的倾向。当然,海子也说过,在那三位挣脱了—上帝的亚当型父王之外,也存在着挣脱了亚当的夏娃:——正是这浪漫主义的母亲,哺育了一批永葆童贞的王子型诗人。但在他的论述中,这个夏娃的面目是模糊的,就像缪斯的面目也是模糊的。夏娃缺席,或者说,没有具体的女神。有王和王子,却没有王后,没有王妃和公主。打必要加以补充。哪怕是以一种不完整来弥补另一种不完整。

    假如说荷马是诗歌的太上皇,皇太后则必属萨福无疑了。萨福同样是古希腊的一个巨大的幻象,一个写诗的海伦。她被柏拉图称为九位缪斯之外的第十位缪斯。可惜她流传下来的乳汁有限,无法提供直接的营养。她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使缪斯那女神的形象更为人性化了。她是一个母性的象征。

    白朗宁夫人也许只是一位小小的王妃,但她咏叹爱情的十四行诗多多少少回应着萨福那竖琴的绝唱。温香软玉,导致她无法真正地介入诗歌政治之中。更多的时候她仪仅作为书斋的装饰品而存在。—个诗坛的花瓶。

    真正的;正后是谁呢?是如下几位:狄金森、四尔维亚·普拉斯、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她们并不仅仅是正的配偶,她们简直称得上是诗歌的女王。这是一座彻底摆脱了寄生性的自足的后宫。即使在王的尊严与王子的清高面前,热烈如火的她们也毫不逊色。她们赢得了诗歌的女权。

    狄金森是十九世纪的修女,她借助神的指点在晦暗的闺房里完成了自己的炼金术,蜜蜂的刺构成其诗歌的骨头。普拉斯呢,她是一个女性的荷尔德林,生活在忧郁、绝望乃至疯狂之中,造成了黑夜与白昼的分裂;而且她像一些崇尚烈土之风的诗歌王子一样孤注一掷,以自杀的形式早退。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更像是俄罗斯的一对姐妹花——虽然她们拥有色彩相异的花瓣与梦境。有月亮之称、与作为太阳的普希金相抗衡的阿赫玛托娃,很早就幸运地登上了王后的宝座——而她的后半生又因世事变幻成为一尊受难的女神,她的光环与泪水都是白银打制的。至于茨维塔耶娃,则是一团呼啸的乌云,以侵略者的姿态占有着审美的天空;这位承担着圣殿祭司的神职的女巫,自缢于倾颓的后宫……人类诗歌的四王后哟,体会到了另一半世界的苦难与焦虑,却又保持着精神上的清洁与尊贵。www.luanhen.com她们是女王,是女王子——她们的爆发力与耐力不亚于那些强壮的王、冲动的王子。我该以什么献祭这比肩而立的四王后呢?还是以忽略了她们的存在的海子的诗吧。我以这种方式代替海子作出补偿。

    海子有一首诗叫《四姐妹》,是怀念自己一生中爱过的四个女孩的——可借用过来,形容远方的这四位女诗人:“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海子尤其还强调了“这糊涂的四姐妹啊/比命运女神还多一个”。假如说这四位女诗人也是糊涂的,那只是因为她们不约而同地向诗歌的王挑战了——由此便展开了悲剧的命运,由此便比所有女性承受了更多的苦难,承受了额外的压力。她们一点都不知道逃避,反而以血肉之躯迎上去……这勇敢的四王后哟,比命运女神还多一个/比王还多一个……

    在海子出具的王子名单里,没有被点明的,或者说被省略号概括的,似乎还应有济慈、拜伦、莱蒙托夫、波德莱尔、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直至金斯堡———位嚎叫的混血儿王子。

    诗歌的李尔王,诗歌的埃及艳后,诗歌的哈姆雷特王子,共同构筑起舞台一样的星空。而这张时间的地图可以一直上溯到荷马,上溯到萨福。

    这就是不可一世的诗歌家族。这就是流浪的诗人们的祖国。

    卡夫卡的病

    卡夫卡的肺叶,有虫蛀过的痕迹。所以他不得不大声咳嗽,连稿纸上都溅有血迹。我看见的是一棵生病的树,首先从叶子开始腐烂的。即使它有再完好的根须、再坚挺的枝条,也无济无事,只不过延长其痛苦的过程。卡夫卡的小说,也笼罩在慢性病的阴影里

    1917年8月初,卡夫卡第一次吐血,他自己曾加以描述:“我突然在民办游泳学校吐出了一些红色的东西,这真是又奇怪,又有趣,不是吗?我看了一会儿,就马上把它忘掉了。后来吐血的事经常发生,甚至发展到只要我想吐,就可以吐出红色的东西来,好像完全随心所欲了。这事不再有趣,反而使人感到无聊了,我也就随之把这事又忘了。”不久以后,他的左右肺部出现大咯血,在床前吐了一摊,吓得前来打扫卫生的女仆惊呼:“先生,你会活不了多久的。”而卡夫卡本人则无动于衷,似乎并不很在意能活多久。他已经习惯于精神的痛苦了,与之相比,肉体的痛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卡夫卡的肺,出了问题。卡夫卡的身体,出了问题。而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为后人所目睹的,则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卡夫卡时代的文学或作家,都无法剔除病的影子。譬如薄伽丘的《十日谈》,描写了中世纪的大瘟疫,而书中讲故事的三男七女,刚刚逃离佛罗伦萨——那可怕的被死神掌握的城市……折磨着卡夫卡的则是肺结核。在卡夫卡的时代,肺结核尚是不治之症,患者等于被判了死刑,只不过缓期执行。卡夫卡得知自己的病情后,并没有多少畏惧,仿佛发现了一条通向死神的捷径:“只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除了死以外,没有什么我可完全信赖的东西。”他甚至认为这是一场胜利,“一场差不多可以忍受的流血的胜利,在我个人的世界史上留下了一点拿破仑式的东西。”但后来又不得不承认,“用这种方式我会失败。事实上,好像泄了气的皮球。”肺病快成了作家的“职业病”。与卡夫卡生卒时间较接近的,肺部有毛病的还有契诃夫、鲁迅等人。难怪有个叫庞培的中国人要说:“我只知道诗人更多地死于肺——他一定也是从肺开始的……他们的呼吸都不好,都不畅顺。这广大的世界对于他们只有郁闷的人群和一点点近乎窒息的生的乐趣。可见诗歌对于肺部的要求分外严厉,或者说诗人的命运里面有那么一点冷酷的肺的成分。”

    在卡夫卡之后,还有一些作家描写过各种各样的疾病,譬如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斯的《霍乱时代的爱情》,可见作家对人类的疾病格外的敏感。

    和那些具有医生眼光的作家不同,卡夫卡自己就是个病人。这给了我如下的印象:最好的文学作品,要么是医生写的,譬如契诃夫、鲁迅等都曾学医,要么是病人写的。只有神才不生病,而不生病的神是不会写诗的。对痛苦的理解与感受,一定程度上构成文学的命脉。

    卡夫卡假如有一个健康饱满的肺,像顺风的船帆那样,恐十白就写不出那一系列阴郁得简直令人窒息的小说了。那将是另一种损失。残缺的肺叶,是卡夫卡创作的根。它甚至还左右着他的呼吸。

    即使卡夫卡真的有一健康的饱满的肺,他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会出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他仍然会为这样或那样的痛苦所折磨。否则,他就不是卡夫卡了。我实在想像不出,一个茁壮成长的卡夫卡,会是什么模样。

    卡夫卡的魅力,正在于他的病态,男人中也会有林黛玉一类的人物。只不过卡夫卡不是把血咳在喷香水的手绢上,而是咳在苍白的稿纸上。卡夫卡小说的魅力,正在于他小说中的病态。那是伤口——他曾说伤口是小说中孩子的全部家当——是疼痛,是呻吟,是命中注定的罪与罚。现实在他眼中,是血淋淋的。

    卡夫卡的小说刚出现的时候,是不被人理解的,也不被这个世界所接纳。如同一个无法被认可的病句。卡夫卡本身,就是一个惊世骇俗的病句,一个闪现在文学史里的病句。读多了平庸的作品之后,病句反而让你看见了另一种美:反常规的美,反传统的美。必须承认,某种情况下,无意识的病句反而比刻意营造的华丽词藻更健康,更富有生机。

    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磨难,使卡夫卡消极。可转化在作品中,消极却是一种力量。“私下里我根本没有把这种病看作肺结核,而是把它看作是全面崩溃。我相信,战斗还在继续进行,现在停了——血不是从肺里流出来的,而是从一位战士捅的关键一刀的伤口里流出来的。”他把疾病视作对手了。哦,那身体里的刺客!

    如果要以一种色彩来比拟卡夫卡,我只能选择灰色。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城市,灰色的卡夫卡。实在想不到呀,在卡夫卡身上,灰色反而比其他色彩更为灿烂、更为耀眼。灰色的面孔,灰色的肺叶,灰色的人生观。卡夫卡做的所有梦,都是在徒劳地填补内心的一块空白。这只能增强它的饥饿与贪婪。这块空白,是卡夫卡身体里的死角——怎么够,也够不着,或者说缺口。

    花瓶自诞生之日起就梦见了最后的破碎,那仿佛是更具真实感的情景。所以,它下意识地保持着等待的姿势,即使在拥抱鲜花的时候也心事重重……卡夫卡不也正是如此吗?一只悲观主义的花瓶。并非瓶中的鲜花生病了,而是花瓶本身生病了。卡大卡的心灵比他的肺叶,更早地布满许多看不见的裂痕。卡夫卡的每一天,都生活在末日之中。

    卡夹卡不是用灵巧的手写作,也不是用狂跳的心写作,而是用哮喘的肺写作。那是像纸张一样单薄的肺。那是致命的咳嗽。稍一使劲,简直就会把游离的灵魂给咳出来:“在一个早上的睡眠中我整小时地咳嗽,最好是从生活中游出来,由于距离似乎很短,所以好像对我来说很容易。”他赤裸裸的灵魂是不长鳞片的鱼,凭空从水族馆的玻璃橱窗里游山来,从我们眼前掠过,想捉也捉不住……

    这么看来,卡夫卡病得很重了,可他的情人米伦娜说得好:“人们归咎于弗朗茨不正常的,恰好是他的优点。和他来往的—些女人都是平常的女子,只知道要像女人那样生活。我倒以为,我们大家,全世界所有人都有病,而惟独他是健康的,他的理解正确,感觉是对的和惟一完美无缺的人……他对世界的了解要超过世界上所有人一万倍……在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人具有他那样惊人的力量。这是要达到完美、纯洁、真实所不可辩驳的绝对必要的力量。”—卡夫卡的病情,并不影响他成为——个完美的人。相反,却有助:厂他在大段大段的空闲时光中展开对痛苦与宿命的思考。或者说,使卡夫比其他庸常的小说家更为“形而上”了。

    卡夫卡的心病,比他的肺病史严重,也更隐蔽。卡夫卡的心病,足山怕与爱所引起。他创作的意义,在于把一个人的怕与爱上升到整个人类的怕与爱。或者说,整个人类通过卡夫卡的怕与爱,而意识到自己的敏感与脆弱。

    “几乎像一个动物在表演……昨天晚上才开始对办公室感到害怕,竟然害怕得我想躲到桌子底下去。”这是卡夫卡致友人书信中的只言片语。他还经常在日记或小说中倾诉类似的恐惧。卡夫卡究竟怕什么呢?他怕的东西太多了。他从小就像怕上帝一样怕自己威严的父亲,这是出了名的。他怕婚姻,也是出了名的——多次解除婚约,并且终身未娶。除此之外,他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恐惧,如同一只自卑的小动物随时提防着其实并不存在的天敌。卡夫卡的一生,都在自己所营造的;恐怖气氛中苟延残喘,疲于奔命。这在小说《地洞》里表现得尤其形象化:“我”是因为先天性的怕,才殚精竭虑地挖掘小复杂的洞穴,并依靠这几乎无限的劳动获取几分安全感……卡夫卡甚至还害怕写作:“我实在太累了,我没有精力去实行那些计划。也许,我会伸出手指,渐渐向上攀登,最后爬到树干的顶端……这不仅是偷懒,这也是我的恐惧,我害怕写作,写作是一项可怕的劳动,但不进行这项劳动又将是我的最大不幸。”

    凡此种种,我并不认为卡夫卡本人真是个胆小鬼。他的生命是与怕相伴随的,而这种怕,其实又是与爱相伴随的。甚至可以说,他的怕就是他的爱,抑或他的爱就是他的怕。他在矛盾中统一,又在统一中分裂:“如果我过一段时间死了,或者丧失了生活能力……那我会说,是我自己撕碎了自己……这个世界——费丽丝是它的代表——和我在不停地冲突,这个冲突是避免不了的,它撕碎了我的身躯。”他日记中提及的费丽丝,曾与他几次正式订婚,可两人最终还是因争吵而分手了。卡夫卡一生中曾爱过数位女性,可结局大抵都是相同的。这似乎在证明,他虽然热爱这个世界,但他与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因而他的爱永远是一种徒劳,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怕,使之最终演变为心灵的一种不治之症。

    卡夫卡生病了,可谁能治好他呢?

    这个世界生病了,可谁能治好这个世界?

    卡夫卡的时代,其实也是有畅销书作家的。

    可卡夫卡偏偏选择了寂寞。他所描绘的饥饿的艺术家,多多少少有几分自画像的色彩。当人们对饥饿的艺术不再感兴趣,饥饿艺术家仍要把这种自虐的表演继续下去,哪怕自己是惟一的观众,惟一的证人。是的,他不是在挨饿,他是在劳动。他的挨饿就是他的劳动,这绝对是一种纯粹的劳动:连食物都不需要,还在乎其他回报吗?

    无法想象卡夫卡会跟出版商签订合同,讨价还价。他活着时,所有的版权,都由一只上锁的抽屉代理了。他写作的动力绝不是名或者利。那么是什么呢?是什么驱使他不懈地把内心的感受表达在纸上,而又拒绝向世人公开?

    我只能这样解释:是疼痛,是忧郁,是自闭,使卡夫卡远离世俗,而又无限地接近文学的本质;写作是他的镇痛剂,是他自我治疗的药方,也是他最后的宣泄渠道。他在想象中选择了饥饿的艺术,等于以毒攻毒。我一直认为,越是发挥到极致的艺术,越是有毒的——正如越漂亮的花,也如此,譬如罂粟。好在艺术施加给灵魂的折磨,恰恰可以抵消或麻醉肉体正在承受的病痛。相反,那些所谓的畅销书作家,却只能写些无关痛痒的文字。他们跟卡夫卡绝不是同一类人。他们所表演的,并非自我牺牲的饥饿艺术,而是另一种艺术——吃饱了撑的艺术—√殴如吃饱了撑的也能算艺术的话。

    有些艺术家肥得流油,譬如大仲马,甚至还包括巴尔扎克。他们简直有自己的生活流水线,可他们说到底不过是艺术的加工厂而已。卡夫卡属于另类:他瘦骨嶙峋,面容憔悴,离群索居,整天把自己埋没于边缘化的手工作坊。正是这暗无天日的“地洞”里,他搭起了解剖人类灵魂的手术台。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比卡夫卡的笔锋更为犀利了。当然,卡夫卡所走的,也是一条“最难走的路”。

    广场上的普希金

    另一个人已经变成青铜雕像,

    站在雪花飞舞的广场中间。

    ——阿赫玛托娃

    冷啊冷,我感到血液的温度在逐渐降低,血管在结冰。冷啊冷,我感到自己的肌肉,获得金属的质地,敲上去,硬邦邦的。冷啊冷,我的视野变得模糊,竭尽全力,也辨不清面前的事物。冷啊冷,雪花飘舞,落在我的肩头,不至于融化。冷啊冷,看不见的镣铐,封锁住我的手,我的脚,我的心……我只能在原地挣扎,在原地呼救。

    可你们是听不见的,你们在我沉重的影子下,继续生活,拥有热气腾腾的茶炊,和堆满劈柴的壁炉。简直难以想象:一座雕塑也会怕冷,一具光荣的尸体,照样会有思想。

    其实,你们的需要同样是我的需要。我并不比你们更早死去,可我总能在世人人睡的时候,提前醒来。

    冷啊冷,我在人群里依然感到冷,在人群里,仍然孤独——我是这座城市里多余的人。冷啊冷,因为我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冷啊冷,我的羽毛笔,冻结在墨水瓶里,如同一只鸟躺在池塘的冰面,就摆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可我够不着它——我有再多的灵感,却失去了表达的权利。冷啊冷,我的妻子躺在别人的怀抱里,躺在死神的怀抱里,而我无法从大理石的基座上走下来.也无法再一次死。冷啊冷啊冷,我想换一种姿势,都不可能。

    是的,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在1837年的俄罗斯原野,伴随着刺耳的枪声,我倒下了。并且意识到:这个冷酷的世界是我的情敌。我所能做到的,只是用满腔的热血,改变一小块雪地的颜色。

    我又重新站了起来,带着流血的伤口,一步一挪地,回到熟悉的城市。在带花园的广场上,我发现了人们为我保留的位置。其实,我仅仅迎着死神迈了一步呀,就由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变成一尊冻僵的雕像。而这一步恰恰是大多数人无力跨过去的。

    请不要把它当作我的替身。那就是我。那就是我尸体之外的尸体。它的诞生,意味着我永远的缺席——而我,又在缺席中存在。我并没有真正地远离你们。

    从中弹的那一瞬间起,寒冷就开始折磨我。我陷入一场更为漫长的决斗,与寒冷的决斗。我想对自己呵一口热气,都不可能。我想搓搓双手,都不可能。我想跺跺脚,都不可能。

    看来我必须忍受比活着时更多的耻辱与拷问。一个死者,陪伴着他的祖国,继续受难。我把自己捆绑在自己的十字架上。我把血肉之躯作为牺牲品,奉献给石头、青铜、泥泞的街道乃至天空。

    在这座城市里我是最后的迷路者,找不到回家的路。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又比任何人,包括附近正在值勤的交警,都要清醒。我明白自己为什么迟迟不愿离去。

    冷啊冷,当你们朗诵我的诗篇,呼唤我的名字,我却不能答应。冷啊冷,当鲜花在我膝前凋谢,儿童在我脚下长大,我却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我的衣摆保持着被风撩起的形状。

    “我为自己建立一座非人工所能造的纪念碑,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不,我不会完全死亡……”这是我说过的话吗?是的,是我说的。

    冷啊冷,脑海里的岩浆,早已冷却了——我说过的话,连自己都快记不住了。幸好,它并未被别人遗;忘。死亡对于我来说,不过是另一种生活(或生活的另一种方式):在露天的广场上,我像白痴一样活着,并且尽可能地保持沉默。因此,我简直可以称得上是这个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不死的人。就某种意义而言,我绝对比沙皇更接近永恒。比我所有的敌人,更接近永恒。从此不再羡慕神的境界。

    只是,神会像我一样怕冷吗?神为什么要躲藏在棉絮般的云层里?与我相比,神似乎更缺乏显形的勇气。在神空缺的地方,我出现了。我接替退役的神站完自己的最后一班岗。

    可惜没有谁把我当作清醒的”肖兵来看待。他们以为,我真的死了。他们几乎不曾尝试:设法打破笼罩在我身上的光环与梦境。

    一个死人的愿望是很简单的。

    即使无法再活一次,那么宁愿再死一次。我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去死:一次又一次地迎向枪口,迎向铁锤与火焰、诅咒与赞美……到了最后,死亡对于我仅仅是一种彩排、游戏抑或仪式。

    当然,这一切都是虚拟的,发牛在死者的回忆之中—叫殴如死者也有回忆的话。

    我已经死了。但又想起什么,于是翻身坐起,沿着旧路走回去。是的,我忘厂跟我爱的城市告别。我的重新出现,仅仪是为了弥补这一小小的遗憾。

    可惜喜笑颜开的行人不了解这些。不了解我站立的姿态,是温长的告别。他们只注意到我对风景的装饰意义。

    我的尸体覆盖着青苔。不,不是青苔,是绿锈。锈迹竟跟苔痕如此的相似,使我充满触摸的愿望。

    不,不是绿锈,是我的皮肤。我的皮肤是绿色的,我的血,我的指甲,也是绿色的。

    走近一些。你就能听见一个时代生锈的声音。只有划破云层的流星,才能产生如此纯粹的碎屑。

    我已经死了。司‘我身上的锈,仍然活着,依然在缓慢地生长……

    疯狂的荷尔德林

    茨维塔耶娃1927年10月8日给高尔基写信,几乎通篇淡论的都是另一个人——一个早巳死去的诗人。他似乎对活人的存在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却仍然使另—个世纪的女诗人情不自禁地回忆着他——在偶然的一封书信中,喃喃自语,几乎;忘掉了听众是谁。她声情并茂的介绍与其说是给高尔基听的,莫如说是在提醒着整个健忘的世界:曾经有一个孤独的天才,来过这擘………您要我淡谈荷尔德林?他是一位天才,然而这位天才不仅为时代所忽略,而且为歌德所忽略。双重的天才——就我们的意义和古代的意义来讲,即:这些人较之自己写作,往往更关注诗人们。他是德国最伟大的抒情涛人,较之诺瓦利斯更伟大。他生于 1770年。据我记忆,开始他想当祭司,没成;经过各种波折以后,到银行家贡塔尔德家任家庭教师,爱上了学生们的母亲(狄奥蒂玛,他的诗歌的永恒的形象)——没有实现,而且不可能实现。因为在这里不能自拔,便离开了,从事写作,漫游。后来,得了神经病,开始是躁狂性的,后来是忧郁性的,一直持续到184.3年他逝世。在一个守林人的小房子里,在他的照料下,一个人度过了他的最后的丧失理智的四十年。整天演奏无声的拨弦古钢琴。写作。很多都遗失了,保存了一些。在诗歌总集中,这些诗名为《当理智昏暗的时候》。(夜晚的周围,一片漆黑,一片昏暗。)德国人,大多数就这样称呼这位神经错乱者。下面就是他的最后一首诗的一行:这里不足之处,诸神在那里弥补……这是他整个一生的主导主题。

    茨维塔耶娃在书信中,简约地勾勒了荷尔德林的轮廓——这简直是荷尔德林的一篇微型传记。她还尤其强调了“死的时候是一个人,死在他的守护人的胳膊上”,为荷尔德林那寂寞而不为世人所理解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忧伤的句号。荷尔德林还是有福的,在下一个世纪遇见了自己的知音——一位俄罗斯女诗人。或者说,遇见了新的守护人。茨维塔耶娃以自己温柔的胳膊,隔着时光拥抱了死去的荷尔德林,以及他那不死的诗篇。这或许正是诗神的安排:以弥补诗人在世的不足之处。生命的种种缺憾,毕竟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努力修补。

    在这封信的草稿里,还有一段被茨维塔耶娃写下又删掉的话:“经过一百多年以后奇妙的复活的现象……现在把我最喜欢的他的诗歌中的一首:写给您,留作纪念:啊,灵感!我们在你身—卜找到永恒的幸福。”她为什么要删掉这段话?是怕高尔基读不懂吗?但是她毕竟透露了一个信息或者说愿望:所有死去的伟大诗人,哪怕生前寂寞尤名,也一样有复活的可能——这是一种能够抗拒岁月的生命力。至少,荷尔德林已通过茨维塔耶娃而复活了,而兑现或延续了自己长期被埋没的价值。

    茨维塔耶娃1926年填写一份调查表时曾宣布了自己的喜好:“所喜爱的书籍始终如一……后来一直到现在:海涅——歌德——荷尔德林……”在致高尔基的这封信中,她又将歌德与荷尔德林加以比较:歌德是大理石的神,而那个人则是来自极乐世界的幽灵。不是诗歌——而是诗歌的灵魂。我再重复一遍,诗人比天才渺小。也就是说,歌德不过是个伟大的诗人,而荷尔德林则彻底是个天才——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似的。歌德仅仅用感情抑或理智写作,荷尔德林依靠的则是疯狂——这是凡人所不可比拟的天赋。歌德的诗篇洋溢着肉体的气息(哪怕是大理石的身体,也无法摆脱物质的属性),荷尔德林则直接上升至精神的境界,彻底裸露出野性的灵魂。与之相比,歌德也显得像个平庸的匠人了。当然,仅仅就语言材料而言,荷尔德林作为诗人是完全未定型的,甚至是贫乏的:“一般的韵律,少见的和贫乏的形象——而且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却演变成滔滔不绝的洪流。”这是因为他拥有“纯洁的灵魂而且也是强有力的灵魂”。茨维塔耶娃充分理解荷尔德林的无限柔情和脆弱的本质。其实,他们——他和她,原本就是同一种人。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面临理智昏暗的时刻,同时还要应付外界的磨难与厄运——这一类诗人是在黑暗中无声歌唱的花朵,只有等到天亮以后,未来的人们才会发现并惊叹于他们原本拥有的绝对美丽的轮廓。所以茨维塔耶娃在重温荷尔德林之时,也充满了表白自我的快乐——确切地说,是寻找到了精神伴侣的快乐。

    茨维塔耶娃在信中畅谈荷尔德林之余,也没有忘记礼貌地问高尔基一句:“我不知道您喜不喜欢。”我估计高尔基是不可能理解茨维塔耶娃心中的诗歌偶像的,就像他同样不可能理解茨维塔耶娃本人一样。正如荷尔德林注定将被歌德与席勒所忽略(他给席勒写信,席勒却未回复),高尔基也一直把茨维塔耶娃视为异类,不仅不屑于回信,而且在其他场合攻击茨维塔耶娃的才华是扭曲的、歇斯底里的——“对待语言是缺乏人性的,千方百计地歪曲它”。有什么办法呢,他也只能关注到诗人那杂乱无章的语言材料,而无法透视到在其背后藏匿的那富于神力的灵魂——世人认识一个天才的过程,比上帝创造一个天才的过程还要漫长,还要艰难……

    茨维塔耶娃跟高尔基谈荷尔德林,有点对牛弹琴的味道。好在,她同时也是为了弹给自己听——至少,她感动了自己。

    荷尔德林不仅感染了茨维塔耶娃,而且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大诗人里尔克——或许正因为同气相求,茨维塔耶娃才能跟终未谋面的里尔克缔结通信的友谊。用她的话来说:我们用翅膀彼此相互接触。他们原本拥有一样的翅膀。里尔克极其关注被埋没了一百多年的荷尔德林作品的整理工作——当其出版之后“也许找不到一个比《杜依诺哀歌》的作者更肃然起敬的读者,里尔克在那几个月写的作品无一不留有读这本诗集留下的痕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里尔克1914年9月间写的那首献给荷尔德林的诗歌——这是一位独立自主的荷尔德林追随者在我们熟识的二十世纪语言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最伟大的见证之一”。(霍尔特胡森语)里尔克把荷尔德林视为德国诗坛的一项伟大成就,荷尔德林的那种“粗糙搭配”的形式法则恰恰与里尔克自己的形式设想严丝合缝。或许,茨维塔耶娃对此也颇有同感。里尔克与茨维塔耶娃,是荷尔德林在二十世纪遇见的两大知音!

    无知的我,最早知晓荷尔德林的名字,还是因为中国诗人海子的一篇文章。海子在自杀前,写过一篇《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我很好奇:究竟有谁,值得这位后来在山海关卧轨的年轻诗人如此眷恋?或许,悲剧性的诗人才可能跟荷尔德林靠得很近吧。但真正接触到荷尔德林的诗篇,我像发现了一块被遗忘的大陆,它越是荒芜,带给我的感受就越是丰富。在后人的挖掘中,荷尔德林体现的不是喷涌而出的清泉,而是如夜色般沉积的博大的矿藏。他带给你的远远不止是简单化的惊奇——同时还令你肃然起敬,仿佛窥探到了远古的神迹。在海子心目中,荷尔德林乃至梵高都属于另类的诗人,他们流着泪迎接朝霞,光着脑袋画天空和石头,让太阳做洗守卜—这是一些把宇宙当作庙堂的抒情诗人。“把宇宙当作一个神殿和一种秩序来爱。忍受你的痛苦直到产生欢乐。这就是荷尔德林的诗歌……这诗歌的全部意思是什么?做一个热爱人类秘密的诗人。这秘密既包括人兽之间的秘密,也包括人神、天地之间的秘密。你必须答应热爱时间的秘密。做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海子眼中的荷尔德林,实际上有他自己的影子。但也可以说,海子身上,有着荷尔德林的影子。就像黑格尔、海德格尔、里尔克、茨维塔耶娃,都曾经被荷尔德林的影子感召过。

    我最偏爱荷尔德林的这—段诗句:

    待至英雄们在铁铸的摇篮中长成,

    勇敢的心灵像从前一样,

    去造访万能的神祗。

    而在这之前,我却常感到

    与其孤身独涉,不如安然沉睡。

    何苦如此等待,沉默无言,茫然失

    措。

    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

    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

    祭司,

    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

    我觉得荷尔德林一直在行走,在黑夜中,在人群中,在诗篇中行走。他忠实于自己的职责——也正是通过他,我意识到诗人的职责是什么。

    假如说歌德是德意志诗歌的白昼,荷尔德林则是黑夜。前者的清醒和后者的昏暗,孕育了不同风格的诗歌。比较而言,后者更为难得。因为黑夜的跋涉与幻想是无法模仿的。

    绝途

    江 堤

    一

    人类总在一条通向绝境的道路上奔走着,这条道路,我将它称之为绝途。比如说三皇五帝都死了,老子、孔子、庄子也死了,他们的事迹也渐渐消失了,关于他们的一切,大部分只能称“传说”。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在他(它)刚刚出现的时候,是确切的,慢慢地变得模糊,到了某一个极限就消失了。过去发生了那么多事情,除了几本史书,哪里还能找到痕迹呢?而那些可怜的史书,某—天也将消失。

    世界按照逻辑运转,一切都有定数。

    一个人,来到世间,就像一片树叶挂在寒风里,独自构成一个存在空间。谈论他的时候,他已经从树枝叫‘上飘下来,追随寒风而去。曾经见过他的人,偶尔会想起他,这种想起,因为是虚拟的,并不代表真的是那么回事。很多的时候,人们会想起某首已经消失的诗或者某幅已经消失的壁画,但你永远不知道那首诗的语言,那幅壁画的真实面貌。树叶被尘土掩埋了,新的植物长了出来,世界被新的生命替代。所以我说的“想起”,其实是一种谎言,但它同时又是一种真理。谎言加真理等于精神,这是一个新的定义。逝去的人给世界一个沉默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精神可以表达的空间。“精神”不死的人,就是永远被人想起的人,这样的人有没有?有!但也是相对的。人类能够活f去,大概因为有这种相对的精神存在。

    从人类修辞学的角度去看,任何精神都值得铺陈,但对于现实的意义却不大。

    屈原在我们这个时代,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他的精神在——个很小的范围很少的群体中间活着。比如我在某一个绝望的夜晚,因为某一件事突然想起他;而在另一个夜晚,像王国维那样的人,也要投水自杀了,脑子里一定也会有他的影像。由这一类人构成丁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的存在与地域无关,只与灵魂有关系。又比如,在泪罗,或者在秭归那样的地方还有屈原的祠堂存在,人们在端午那样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一种吃食、某一条龙舟与这么一个人有点关系,相信灵魂的人会到祠庙祭拜,由这一类人形成的群体,是民间的群体,这样的群体基本上处在河流丰富的南方,而在吃面食又缺水的北方,这样的群体很脆弱。

    从现代的角度来解读屈原的故事,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很常见的故事。比如某某领导宠信某某,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领导有了新宠,旧宠就像敝屣那样扔掉了。屈原的故事就是新宠跟旧宠之间的故事,换一种说法,是一个鸠占鹊巢的故事。

    如今官场小说如渺渺浩水一样泛滥,其流行的主题,在屈原的时代已经形成,里面的基本信息,比如贪污、色诱、弄权、进谗,在屈原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很多花样,只是现今的花样变得更奇巧,手段更先进,行为更加肆无忌惮。当然如果把屈原的故事仅仅解释为争宠的故事,那些原本形而下的学者,可能会用形而上的口吻对我进行批评。因为即便争宠,也还有目的的异同,以及精神立场的异同,有神圣之宠和非神圣之宠的分别,有爱国心之宠和非爱国心之宠的偏差。历代学者都将屈原的争宠描写成爱国主义的斗争,这只是换了一种表述方法。这种描述,尽管有擦亮自身的成分,但却充满了理性。因为爱国是人类共有的主题,是人类普遍所能接受的一种情怀。有人为国而战,有人为国而死。屈原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一个为国而死的故事。至于历史风景的内容,那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神,宽恕死亡的人。死亡,是一种精神解脱。设若屈原不死,他也挽救不了国家灭亡的命运,精神也就不会存在。所以,自杀,成就了屈原,也是屈原对中国人做出的最大贡献。

    二

    屈原在他的时代,像一匹困兽,发出过惊天泣地的叫声,但他没有在他的时代摇撼出惊人的波浪。寂寞的深潭,在吞噬投掷它的石块之后,连声音也被吞没了。

    万物都在宁静中入睡。

    宁静就如一本书,就如《史记》。

    宁静与寂寞有时是可以划等号的。

    后世知道的屈原,都是从《史记》中来的。

    《史记》让屈原在绝途上静静地卧伏着,那里有供屈原惊骇的灵魂短暂休息的卧室。许多人去到他的卧室参观,拜伏在他的毁灭方式之中。

    屈原之后,为寂寞而死的,或者是自杀的文化人前仆后继。

    屈原生活的年代,是一个英雄末途的年代,战国时代已接近尾声,楚国也行将就木。屈原生活在楚怀王的阴影里,他在朝中担任一个叫任左徒的官职。由于对于国家治乱的道理非常清楚,并且擅长辞令,他常常和楚王商议国家大事,发布政令;对外就接待各国使节,和各国君王相酬酢。楚王很宠信他。

    做了高官,而又得到君王的过分宠信,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问题是屈原并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好,我猜想他在言语之间也多少会流露出志得意满。

    当时的上官大夫和屈原爵位相同,也一心想争取楚王的宠信,嫉妒屈原的才华。有一回,楚王指派屈原制订国家法令,屈原刚刚起草,还没有定稿,上官大夫看见了,便想夺取这份草稿,屈原不给他,屈原自己也想把稿件当面交给楚王,以求得更高的赏识。他犯了低级的错误。(要是屈原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低级错误一定不会重犯,因为现在的人都知道做一些讨好上司的事情,比如在自己的文章前加上上司的名字,或者有权的同事的名字,而那些要名的上司或者同事也会提醒你,他的名字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你的名字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大凡现在合著的书,排名在最末的一个,一定是真正的作者。)屈原得罪了上官大夫,上官大夫因此在楚王面前毁谤他,说:“大王指派他制订法令,没有人不知道,每当法令制订完成,颁布出来,他就自夸其功,认为‘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作得出来。”’楚王听后大怒,因此疏远屈原。上官大夫的话虽然是谗言,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打开历代那些官场失意的文人的文集,里面不乏自我卖弄的言辞。清代沈德潜替皇帝写诗,按理说写了就算了,可他不甘心,后来自己出诗集,硬是将给皇帝写的诗也收了进去,这自然是犯了天底下最大的忌讳。你的诗歌让上司看中了,从此以后,你逢人就说那诗歌是我写的,你跟上司的关系自然变成了落叶与秋风的关系,只有在寒风中呜咽发抖的份。这种情况就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比如你的上司命令你写一篇博士论文,你只得忍气吞声地写,切记别跟人说某某上司的毕业论文是你写的。

    屈原的心,是像太阳那样悬在高空的,离现实很遥远。屈原对于楚王被小人迷惑,不能辨别是非、分清黑白,以至于邪恶伤害公道,正直的君子不为小人所容,感到痛心。所以忧愁苦闷,沉郁深思,写成了《离骚》。司马迁说:“屈原所以作《离骚》,原是为了抒发内心的怨愤。”在官本位的时代,口头上发发怨愤已经是犯忌了,写成文章泄愤那就更犯忌!

    于是,屈原被放逐了。

    屈原虽然被放逐,但是对于楚国还是极为怀念,希望有朝一日能重回朝中,继续忠君爱国,担当挽救楚国的颓势的重任,但这些愿望到底未能实现。怀王死后,顷襄王继位,令尹子兰与上官大夫一样继续在顷襄王面前攻讦屈原,导致顷襄王拒不采纳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免去了屈原的所有官职。现在已经缺乏历史材料,我想那个时代打屈原小报告的人一定还有很多,甚至极有可能是顷襄王亲自读到了屈原的文章,才会对这个本已流放在外而过气的臣子,采取削官夺职的做法。

    不管如何高尚的心灵,都是有灰尘的。他们在苛刻地要求别人的时候,同样对自己充满了苛求。太阳不可能将无与伦比的爱给他们,因而也就不能洞察他们内心绝望的部分。

    屈原是一个心胸不太广阔的人,没有陶渊明那种超然物外的风范。屈原生活的时代,老子和孔子的学说早已流行。他没有从他们的学说中学到如何处理战乱和安抚灵魂的方法。屈原之前的大文化人,没有一个是抱着他那种荒凉的心境的。屈原是一盆养在温室里的兰花,离开温室,就会在寒风中枯萎。

    屈原在湖湘的大江大泽边流浪,徘徊于绝途,披头散发,在荒野草泽上且行且歌,—脸色憔悴,形容枯稿,一副落魄诗人的样子。有位渔夫看见他,就问他为什么来到这样的地方。屈原说:“全世界的人都是污浊的,只有我保持干净;众人都昏醉了,只有我依然清醒。所以我被放逐了。”细细想来,屈原的话很偏激,就像是指摘上天用太阳照亮天下所有的人,惟独将他放在黑暗里一样。古往今来,讨:多人将这句话作为人生高尚品格的追求,但没有人思考这句话的真实成分。他的偏激,让他否定了一切,让他在绝途—i:愈行愈远。他作了一篇《怀沙》赋,说:“我抱持着高洁的品质,竟然这样孤独寂寞。伯乐已经死了,有谁能辨别千里马呢?……世间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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