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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小说网 -> 玄幻魔法 -> 特工的故事正文 特工的故事第6部分阅读
- 时受美国动作片的影响很喜欢练拳击，高中时练习跆拳道——这两者的缺点都是技术不全面。www.luanhen.com上大学时开始与别人亦练亦学地钻研起了散打和中国式摔跤——在北京上学的一个好处就是北京有不少散打和摔跤的高人，可以受到他们的熏陶。特别是在摔跤方面，京城里俗称“撂跤”，早在清朝时中央政府的御林军里就有一支类似于今天的特警部队的队伍——“善扑营”，以摔跤等徒手格斗术为主要训练方式。“善扑”是满语“摔跤”的音译，今天的中国式摔跤也基本上是以满族的摔跤术为基础的，我就是满族人，自然不会放弃老祖宗传下的瑰宝了。除此之外，我也算涉猎了泰拳、空手道、截拳道和巴西柔术等各类中外搏击术，但我最后还是发现中国武术自身的丰富宝藏就已经够我们挖掘一辈子的了，那可是几千年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学问大着呢。
终于轮到我上场了。日本人骄气正盛，因为在前面的比赛中，除了那名俄罗斯人打败了两名日本特工外，其他的人都被打败或主动认输了。我现在就准备用中国功夫狠拼一把东洋搏击术。
我刚一上场，对手已经挥拳向我打来，我没有格挡，而是退避防守，向后退行，躲出了他的打击范围。在他最后一拳落空，胳膊向回抽时，我猛一出左手，抓住了他正在回收的右臂衣袖向斜后方猛扯——用中国武术的行话讲，这叫破了他的拳桩，此时根本不用担心他会用拳脚打我，因为在我这一扯之下，他的重心被破坏了，连站都站不稳，手脚根本打不着我，就算他奇迹般地打着了我也无所谓，因为那样的拳脚肯定没力量。我随即一记右手重拳打在他暴露出来的肋部，随后右腿插到他的右腿后面，右臂搂住他的脖子，一个利索的“别子”把他摔在了地上。随后立即上步，右膝跪在他的腹部，右手掐住他的脖子，左手仍抓住他的右臂，并把它压在我的左腿上——这样就彻底把这个日本人制服了。其实我在上场前已经选好了自己的战术，即在设法重击对手之后用摔跤和擒锁技术将其制服，这样就避免了在和日本人的拳来脚往中消耗掉自己的体力，用擒摔既可制服对手并使对手认输，又可以节省自己的体力，以便用节省下来的体力打败更多的日本特工。
这名日本人认输下场后，第二个马上就冲了上来。但他的功夫似乎还不如第一个，因为我看他冲上来时双手开得过大，身体中线暴露了出来。而身体的中线是人的要害器官集中区域，一定要保护好，如果暴露出来太多，用中国武术的话讲，叫门户开得过大，是很危险的。他一记冲拳朝我打来，但在他的手打到我之前，我的手已经打到了他——我用的是标指，这个日本人的个子没我高，臂长上没有优势，再加上我用的是指，他用的是拳，指伸直了是要比拳长得多的，这就加长了我的打击范围，所以在我的手指插到他的咽喉时，他的拳头还在半空中，所以我打得到他，而他却打不到我——这就是中国武术中“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
日本人在挨了这一指后拳头立即收回来，用手去护自己的咽部，这一下的威力是不小的，武术中有拳谚讲：“拳打疼，掌打痛，指毙命”——讲的就是指的威力，同等的力量下，接触面积越小则产生的压强越大，指尖的面积远远小于拳头的面积，因此杀伤力也要大得多。我乘胜追击，跟上一步用右脚猛扫对方的小腿，此时他的双手正在捂着脖子，所以在这一扫这下他并无双手摆动来维持身体的平衡，所以一下子就摔在了地上。我快速抓起他的右脚向右侧一翻，使他背对着我躺在地上，同时用自己的左脚踩住他的左脚，这样又把他彻底制服了。此时观众席上的犯人们见我利落地制服了两名日本人，激动得放声高呼，有的甚至站了起来，一时掌声雷动，我还听到了兴奋的口哨声。
这时，我看见日本人的队列里猛地蹦出一个人来，快速向我走来。我放走了刚才被我制服的日本人，并向后退了退，和来者拉开了距离——来者正是刚才打伤了俄罗斯人的腿的那位高手。来者走到离我两米远时也停了下来，并摆了个空手道里的预备姿势。
这个日本人与前两个不同，他并没有主动进攻，而是警惕地盯着我，准备让我先出手。我也将计就计，发出一记右前手直拳，出拳时特意侧身并暴露出右肋部。对方果然上当，一记前踢朝我没有掩护的右肋部踢来，我立即后退，并借着侧身的姿势猛地发出一记侧踹——退步侧踹是对付前踢的一个好方法，因为可以根据自己支撑腿的姿势来增加侧踢的打击深度，而伸直了的侧踢腿是一般是长于对手的前踢腿的，这就是中国武术中所谓的“放长击远”。同时，从力量上来讲，侧踢的力量也是大于前踢的，因为前踢时腿的力量的方向与身体整体的运动方向并不是完全一致，有一部分力已经在自已身体不同方向的运动中相互抵消了。而侧踢时自己的身体和踢出的腿是在一个平面内的，这样就可以使力量集中到了发出侧踢的腿上，杀伤力自然更大。
日本人在中了这一腿后退了几步，一下子就坐在了地上，但战斗力仍然旺盛，因为我在向前逼进时双腿被他用双腿绞住，然后他在地上一翻，把我也摔倒了。我没打算和他在地面上一决高下，于是便一倒地就用拳猛砸他的右大腿侧面，因为小时候打闹时我就知道那里有一个地方叫“麻筯”，一旦砸上就大腿发麻。在这一招奏效后，我剩其大腿麻筯时迅速脱离他的打击区域，从地面上站了起来。日本人站起来后，马上要对我发动进攻。但在他逼上来准备出招时，我打了一个迎击，用的是小时候打架时最喜欢用的“王八拳”不过我用的可不是普通的漏洞极多的“王八拳”，而是以速度为基础的前手盖拳连击，一般一出手至少四下，小时候用这一手屡试不爽，只是后来有高人指点，在砸的时候不要砸对手的头部，因为人的头盖骨是人体最坚硬的骨头之一，用的力气太大了，很可能对手的脑袋上只起了几个包，而你自己的手指却骨折了。所以我后来都把打击目标放得低了些，落点选在了眼睛和太阳穴的高度，这些部位更要害，而且这个高度的拳法也更利于出击时对自己中下盘的保护。这一下子就是四拳，把日本人打退了几步，但并没有摧毁他的战斗力，他马上又要进攻，但我抓住了这个机会，迎上去又是一击。他刚才上盘中拳，所以手仍放在靠上的位置，我一记重拳正打在他的胸腔与腹腔之间的横膈膜处。我在出拳时特意将拳头由外向内旋转，以打出钻劲来——李小龙的“寸拳”利用的也是这种旋转出拳的力量。当我的拳头击中目标时，我听见了“咯”的一声——人的横膈膜是由软骨构成的，这一拳正打在了软骨上，所以发出了这样的声响，由于横膈膜正是人体重心所在，这一击一下子把他倒在了地上。他想站起来，但这次却站不起来了。
观众席上一片寂静，恐怕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但这种状态只持续了五六秒左右，代之而来的是雷鸣般的掌声和犯人们的欢呼声。这下子，日本人那边好像也没人再主动冲上来了，剩下的人只是互相地看了看，没人起身迎战。日本人的座位那边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人站了起来，我以为他是要来和我对打的，但他却用手指着我让我过去。我走过去时，他命令“狱卒”们把犯人全带回去，今天的比赛到此为止。
我被带到了一座办公楼里，并被领进了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口的标识说明这是北野指挥官——集中营最高行政长官的办公室。
北野指挥官告诉我我将担任日本特工的格斗教官，我装作高兴地答应了。这样我就可以有更多地机会观察整个集中营，以寻找机会逃出去。尽管这里戒备森严，但我从第一天起就没断过要逃出去的念头，但平时大部分时间被关在牢里，现在日本人发现了我有利用价值就让我执教，而我却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利用他们。
后来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要教一队一队的日本特工中国功夫，但故意把基本功训练的时间尽量拉长。同时我也发现我并不是唯一的格斗教官，还有一名北朝鲜人也在教，他叫朴正圭，我在一次下课回牢房的路上和他搭上了话，他是朝鲜人民军第八特种部队的军官，2001年从海路渗透至日本执行对日本自卫队的秘密侦察任务时被日本特工人员秘密绑架。他会一些英语，但因为只是特种部队军人，而非情报人员，所以说的不是太好，但还是可以进行交流的。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后来我们还向北野指挥官请示让我们长时间在一起研究格斗教学，日方批准了。实际上我们是在一起研究如何从集中营里逃走，他也常考虑这个问题，但觉得仅凭一个人的力量很难逃出去。而我则面对着比他还大的问题，因为一方面我在被绑架后发现自己在秘密工作方面的自信已经被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落入敌手的感觉实在是太痛苦了，自己的生活一下子全改变了，这是一时难以适应的。但最重要的还是信心方面的问题，以往在秘密工作中我总是很有信心的，但现在我发现我很难再集中精力认真思考和秘密地做准备，因为我已经不敢再迷信自己的力量了。另一方面，日本人的管理方式也摧毁了我的斗志，这里的生活环境比较舒适，每天有吃有喝，还有娱乐，我有时发现我好像有点乐不思蜀了。我和一名来自英国6的犯人聊天时，他甚至说如果不是生理上的需求得不到解决的话，他可能都不会想到要从这里逃出去。日本人在控制人的思想方面的确有一手，一方面有武力的威胁使你不敢逃走，一方面创造这样一个安逸的环境来让你甚至不想逃走，让人自己都不再向往外面的自由。有时他们特意让我们听一些特殊的音乐，对我们进行心理暗示——让我想起了日本人在占领中国东北时采用的愚民政策，让中国人学日语，按日本方式生活，在学校里也让学生们听一些靡靡之音——看来日本人至今仍擅长用音乐来控制人的思想。
而现在和朴正圭在一起，我则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他是宁死也要逃出去的，哪怕不能活着回到朝鲜他也要逃出日本人的集中营。他的决心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们决定一起逃出去。我问过他以前有没有人试图逃跑过，他说自他来以后还没听说过，因为没人敢拿自己的身躯去试日本人的机枪子弹。但他告诉我，自他来以后不少犯人都神秘地失踪了。我觉得大概是日本人认为这些人没有利用价值或者已经用完了他们的利用价值就把他们除掉了，没必要白养着他们，而且让他们活着的话，一旦他们逃走则日本情报部门将遭到沉重打击。我说他们是不是被带到外面枪杀了，朴正圭心情沉重地摇了摇头，告诉我他曾偶然发现一个犯人是被警卫拉进营区东面的一个神秘的小楼的，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但后来一次他竟发现有戴着防毒面具的人出入那座小楼。他这一说，我马上就想起了日本人以前搞的731部队，既然这里是训练间谍的地方，那么对一些行动特工进行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包括发动细菌战的训练是很正常的，而这里又有这么些需要被灭口的活标本，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可以想像，当我和朴正圭的功夫教得差不多时或日本人对我们的教学不满意时，我们就会成为日本特工的试验品。情况十分严峻，我必须尽快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着手制定逃跑方案，一定要尽早逃出这个魔窟。
一天，北野指挥官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问了我对目前自己教学的想法。我说了些技术性的东西，想迷惑迷惑他，但他似乎是很懂格斗的，还专门提出要我教日本特工对付地面擒锁的技术。离开他的办公室的路上，我忽然意识到了一点：他为什么要强调让我教日本特工对付地面擒锁的技术呢？我在和日本特工比赛和教他们功夫时从来没有用过这方面的技术，也从未说过自己擅长这个。他怎么会专门想到这个呢？我不由想起了在救林新时和那个留着马尾辫的人的搏斗——他用的正是柔术里的地面擒锁技术，而我设法打破了他的擒锁。我这下子似乎明白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了——绑架林新只是个圈套，日本人想绑架中国的行动特工训练他们的间谍才是真的，山口组那样有着雄厚实力的黑社会组织是不会靠绑架一个中国女孩来勒索一笔并不是很大的赎金的。他们绑架林新是考虑到林新父亲的特殊身份，估计中国肯定会派行动特工来解救她，可以借机顺利地将其绑架。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交完赎金后，马尾辫仍让我留下，而把林新放走。这样看来，马尾辫可能不是单纯的黑社会人员，而是为日本情报组织服务的外围人员——日本情报组织历来就有与黑社会合作的传统，日本侵华时期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黑龙会”就是由日本特务机关扶植的前日本浪人等黑社会分子组成的。看来日本人诡计多端，在逃跑时一定不能轻敌。
2002年11月7日22：47——东京时间——我外出失踪八小时后老佟在使馆屏蔽室里表情严肃地告诉机要员向国内t机关发报，主要内容为“236号情报员14点半左右外出至今未归，怀疑被山口组或日本特工绑架，但目前尚无法排除其叛逃或出走的可能。”
2002年11月8日10：15——东京时间老佟走在中国大使馆门前的街上，试图寻找236号情报员留下的痕迹。如果再没有线索他就要向警方报告，尽管236失踪不到二十四小时，但外交人员的敏感身份是会使日本警方重视的。
使馆区严备森严，随处可见日本警卫人员。藤森在逃离秘鲁后就隐蔽在东京使馆区内的一间小房子里，不用怕秘鲁特工机关将其抓回。老佟先是询问了附近几个人，他们都说昨天没看见什么异常情况。当他又问到一位家在附近的老太太时，对方说看见昨天下午有一帮警察把一个年轻人塞进了一辆汽车，但她不知道那个年轻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她离得有点远。老佟一听，觉得警察大白天抓外交官的可能性不大，就问她对方的车是不是警车，老太太说上面没有警用标志和警灯。老佟觉得奇怪，一般来讲，穿制服的警察都是开带标志的警车的，很少有一帮穿制服的警察挤在普通的汽车里，更何况老太太还说他们都全副武装的，他们应该坐在巡逻车里的。老佟又请老太太想一想其他的细节，老太太说年轻人好像出示过一个证件，但被警察撕了后e扔到了路边的下水道里。老佟这下子更加怀疑了，撕别人的证件不是警察正常的作风，而且可以对警察出示以免遭拘捕的证件只有外交人员证件，连本国警察和特工的工作证也没有这个效果——警察和特工人员犯了法也要被抓，拿出证件来也没用，而外国外交官却享有外交豁免权，不受驻在国警察的拘捕。老佟谢过老妇人后立即跑到她所指的那个下水道，这个下水道早就停用了，所以下面是干的，老佟用力搬开上面的带空隙的盖子，手伸下去直接取出了他在上面看见的东西——被撕毁的236号情报员的外交人员证件。
2002年11月8日15：42——东京时间东京警视厅外事课课长本上冠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向东京郊区的方向望去。他刚刚在会客室里与来访的中国使馆政务参赞和公安部驻日本警务联络官会谈过，是关于一位来日本出差的外交官失踪的事情，中国使馆已经向负责使馆区治安的警察部门报了案，因为据目击者称这名外交官是被一帮穿着警服的人绑架的，在路边的废弃的下水道里还发现了他的被撕毁的外交人员证件。这是一起严重的绑架外交官的案件，而且作案者还穿着警服，现在有关的调查工作已经正式开展。
那名失踪的外交官倒不是第一次引起他的注意了，他的手下就在这名外交官失踪的前一天晚上对他实施了跟踪以确定他是不是中国间谍。结果尽管他的人没有发现他从事什么间谍活动，但也基本上确定了这个人是个特工人员，而非普通的外交人员，因为此人明显擅长反跟踪，并在一座大厦里巧妙地甩掉了跟踪。后来，在使馆区值班的人报告当天深夜他又带着一名女孩在几名持枪武官的掩护下乘使馆的奔驰车进了使馆。现在他被人绑架了，这件事显然不像是一起普通的绑架案，其幕后可能隐藏着什么大的阴谋。想到这里，他意识到最近两年来东京已经先后失踪了几十名外国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外国特工。但案子一直没破，因为绑架者逃得很快，而且没留下什么太多的线索，冒充警察绑架外国特工也不是第一次了。本上冠主管的外事课就是负责“搜查”（日语片假名，意为侦察）这类案件的，所以他对这种事情也不陌生了。但不知为什么，最近只要一想起这些失踪的外国特工，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北野俊矢这个人。北野俊矢原来是东京警视厅sp人员（即保安警察，负责对要人的警卫），擅长柔道和剑道。年龄大了以后转而从事刑事搜查工作，成绩斐然，升职很快。但后来因一些政治上的偏激行为和言论而被调去管理设在东京郊外的一个警察训练基地。本上曾在警察训练基地训练过，和北野有点交情，类似这样的训练基地在东京郊外有好几个，有的不仅是为东京警察提供在职培训，还为来自地方上的警官提供训练。北野负责的那个主要是面向地方警察的，因此平时不是很忙，但北野却似乎很注重对他自己手下的管理人员的训练，经常可以看见他们在不值班时进行高强度的训练。这倒没什么好奇怪的，但问题是，在他参加过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负责对国内敌对组织和人员进行政治侦察的公安调查厅曾提到过在北野在被调任后他们仍对他进行过一段时间的监视，但未发现什么异常现象，因为他大部分时间是呆在训练基地里面的。公安调查厅人员对训练基地也进行过监视，但也没有发现什么。该基地后面是大山，有时可以看见有的管理人员在山里进进出出，而在该基地培训的外地警察则一律不允许进入大山，那里还有武装警卫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北野称那里是装备库和后勤仓库以及管理人员居住区，为防止出现武器丢失等情况的出现才采取严格保卫措施禁止其他人员进入的。自那时起，那座神秘的大山就在本上的心里留下了印象，那些外国特工在东京像蒸发一样消失掉了，再也没有音讯，警察的耳目们没有打听到任何消息。对这一点，他总觉得有些奇怪，只要是在城市里失踪的，总得活着见人，死了见尸呀，而且他也总是觉得他们是被藏在了北野控制的那座大山里，但这似乎有点可笑，他看不出北野抓一大帮外国特工干什么，总不会是当刑警抓人抓惯了，现在不抓人了太难受，所以找些外国特工抓吧。这时电话响了，是负责使馆区的警察打来的，说有名使馆警卫人员在警方的调查中说他曾干涉过绑架事件，但一个穿警服的人向他出示了外事课的证件，并说是在执行公务。外事课？！胡扯，我这个外事课长怎么不知道昨天抓了人？更何况外事课人员抓人时全是穿便衣的。去他北野吧，我得先从这儿查起。（未完待续）
第九部分间谍不会死（三）
2003年1月6日10：23——东京时间我装作散步沿着隔离带的铁丝网来回走动，实际上是在暗中观察隔离带的情况。我经过的几个岗楼上的哨兵都向我摆手————我是他们的格斗教官。每两个岗楼相距十几米，上面有哨兵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我在特种部队接受偷越国境的训练时知道，相邻的两个岗楼上的哨兵的观察范围是有一个盲点的——在两个岗楼的正中间的延长线上的某一点是两个哨兵观察的死角，因为岗楼是有一定高度的，所以在离岗楼一定距离时哨兵是不会注意的，因为正常情况下他们的眼睛总是向着前方较远的地方观察的。如果能到达那个死角，再借着夜色的掩护向前潜行就有可能翻墙出去。天黑的时候哨兵会用探照灯来回巡视，但探照灯就更照不到岗楼下面的死角了，因为它的活动范围比人的眼睛的视界还要小，而且按照灯是无法一秒钟都不离开任何一个地方的，因为它要不断地来回巡视，只要身手足够敏捷，躲过探照灯这一方法还是很可行的。但问题是，我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就算我翻出了高墙也有可能迷路而被卫兵抓回。因为从空气等因素判断，这里应该是郊外，不像在城市里可以找到路标等。有时我在走到集中营的另一头时可以穿过高墙的障碍看到前方的大山——这里是被一座大山环绕的，看来整个集中营处于一座大山中。这里应该是东京的远郊，因为我在和一名来自俄罗斯的犯人交谈时，这位对日语有深入研究的svr特工告诉我，这里许多看守兼特工是带着东京口音的。外地的人可能会大批涌入东京，东京的本地人一般是不会大批跑到离家大老远的地方的，这证明这些人的家就在东京，他们只是在郊区上班。这应该是个好消息，因为只要能冲出郊区到达在市区的中国大使馆就行了，到时候自然有办法使我回到中国，至少可以把我装入一个大的外交邮箱——外交邮箱也享有外交豁免权，是免检的。我目前的任务是尽量多的了解相关信息，为逃跑行动做好情报支持。
2003年1月6日10：27——东京时间北野俊矢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着下级报上来的阶段训练报告。对这支队伍他是倾注了不少心血的。除了他在训练基地的老部下外，他还专门物色了一些社会上的各类人员，包括一些退伍军人，退役的运动员和黑社会分子，组成了现在他正在训练的这支力量。他的队员们都很拥护他，因为他们信奉北野指挥官的信条。这些人都对日本现政府和社会不满，退伍军人为国家尽了力，现在却找不到工作，退役的运动员中只有少数才会成为教练，其他的水平不是特别高的人则只会体育技能而别无谋生手段，黑社会分子自不必说，其中不少都是刑满释放犯，他们很乐于推翻日本现政府和报复社会。北野就是要把这些素质参差不齐的人训练成一支战斗力极强的突击队，在合适的时候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入日本政府的胸膛——这里就是东京的郊外，他的战斗队员们可以化装成去市区平暴的机动队员（注：日本警察的机动队相当于中国警察的特警队），乘上训练基地的装甲防暴车直接杀向日本政府设在东京的各个要害部门，这将是历史上第一次由现役警察人员指挥发动的武装政变。
北野一向厌恶现政府，在他的这种情绪表现出来后，他被警视厅高层从刑事搜查部门调到了这么个偏僻的地方来从事警察边缘业务，这更加深了他的仇恨——他一向认为自己是日本警察中的精英，而且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二十二岁就被挑选至东京警视厅的一个sp要人保护小组，在小组中他的各项技能都是突出的，柔道，剑道，射击等他都远远高于他人。但在他直接为政府和议会领导人提供人身保护时，他发现他是如此地讨厌这些政客们，他把他们视成一帮愚蠢的官僚，更有甚者，他们竟然把他这个精英警卫人员当成杂役，让他干各种各样的杂活，跑腿，替他们办私事——现在他还对此耿耿于怀。后来，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从警卫的岗位上被调到了东京警视厅的刑事搜查部门，成了一名刑警。在刑警部门，他仍然競競业业，出生入死，屡破重案，在抓人的时候他也总是冲在最前面。当他的下级要求冲在他前面时，他总是给出一个理由：“我是贴身保镖出身的，你们的功夫哪里赶得上我？”他自认为自己对刑警工作的热爱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曾经为破案一个多月都没回家。他对部下很爱护，很关心他们，但同时对他们要求极严，有人甚至说他对部下的管理中可以看到武士道精神的影子。但北野对警视厅的高层也十分不满，因为他觉得这帮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官老爷们根本不考虑一线警察的安全和生活待遇，只想着往上爬，他也因此得罪了一些高层人士。
后来，北野在警察内部会议上经常流露出对现政府及警察高层的不满，并多次进行讥讽。后来竟公开参与一些市民反对政府的活动。这是警察高层绝对不能允许的，结果北野被调离在刑警部门的刑事搜查五课课长的重要职位，到了东京远郊的警视厅第二警察训练基地任主任。这时的北野心里早已恨透了这帮官僚，他开始积极准备让这班官僚失业，开始筹建自己的秘密军队。在秘密地召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后，他在自己的训练基地的老部下的基础上把这批新人添充进去，组成了几个分队，并开始全方位地对他们进行训练，以执行将来的突击任务。但成事前的保密工作是关键，否则日本政府只要派来一支陆上自卫队，他的这支部队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因为从装备，人员和训练来讲，他的这支部队只是准军事性的。在一支正规的军事力量面前，任何准军事组织或政府机关的抵抗都会被迅速摧毁。北野深知这一点，在二战时德军占领法国期间，法国警察不畏强敌，发动了反对德国占领军的起义，但由于双方在人员，训练和武器方面都相差悬殊，警察的起义最终被德军镇压了，所以在法国老百姓眼里，警察是不折不扣的英雄，法国至今也仍是世界上警察最受老百姓热爱的国家之一。但如果北野能够出其不意地对日本政府本身发起攻击，制服警卫人员，则可以直捣黄龙，打赢这场不对称战争。但这之前要掌握确切的情报，以发动精确的打击，这就需要这支队伍要有强大的情报活动能力，但北野自己只是个警察，手下的人里也没有有情报工作背景的，为了训练出合格的间谍人员，一定要有人来对他的队员进行专业的间谍训练，但显然他是不敢请日本政府的特工人员来讲课的。但北野想起自己在做刑警时曾与警方的反间谍部门合作过，了解一些反间谍工作，也结识了一些反间谍警察。北野收买了其中一个人，并要其向他汇报反间谍部门对外国特工的监视情况，这样他就知道了哪些外国人是间谍，再让其队员将其绑架，一般都是在晚上进行。有时在白天绑架时为掩人耳目，竟让其队员穿警服做案——他们中有的人就是警察，所以这一点太容易了。为了应付可能的外来干涉，他们还专门伪造了警视厅外事课的证件，因为外事课是专门逮捕外国人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掩护。
现在，他已经先后绑架了几十人，目前在营里的还有三十多人，有的已经被他灭口了，留着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很可能会使自己的政变企图功归一篑。这些要被灭口的人都是被送进他的生物与化学武器实验室的——他也考虑过，一旦武装政变失利，他就要效法“奥姆真理教”首领麻原彰晃，用毒气来对付日本政府。
他的突击队训练基地兼外国间谍集中营设在警察训练基地的后面的大山里，他也因此有两个办公室，一个是第二警察训练基地北野主任的，一个是“新日本突击军”北野指挥官的。秘密基地的入口处有武装警卫值勤，集中营设在秘密训练基地的中间，并设有带机关枪的岗楼。他从不允许自己的突击队以外的任何人进入秘密基地，所以才设了武装警卫，托辞是防止装备库武器被盗。而他的秘密基地本身就已经够隐蔽的了，他本人亲自在建秘密基地时把它选在了一个不容易找的地点，从大山中的一个相对狭窄的入口才能进入设在里面的基地，颇有点像中国古代作家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描写的桃花源的入口。
现在，他的准备活动已经有两年多了，队伍的士气也处于较高状态，现在似乎是行动的时候了。其实他原来打算借去年世界杯足球赛在日本和韩国举行之机发动政变，让整个世界震惊。但其在警察反间谍部门的内线告诉他公安调查厅的人将在那一段敏感时期对他严密监控——公安调查厅对他监控说明他的政治倾向已经很受怀疑了，因为公安调查厅的主要业务就是对国内的反政府活动进行政治侦察——看来不能再等下去了，否则会夜长梦多。一旦基地暴露，日本政府就会打他个措手不及。今天是1月6日，他初步打算在1月20日发起突然袭击，之前得抓紧进行战前动员，同时把那些外国间谍全部处理掉。
2003年1月11日16：03——东京时间我和朴正圭拿着冲锋枪指向蹲在我们面前的三名警卫，在平暴部队赶来之前仅凭我们俩的力量来对付大批的突击队员是不现实的，除非我们能像香港电影里的周润发那样总有打不完的子弹，打起枪来不用瞄准，挨上十几枪也不死，而且对手也不知道隐蔽，总往枪口上撞才行。现在我们最佳的选择就是设法使其他被囚禁的间谍冲出牢房，到装备库去夺取武器，然后选择有利地形和障碍物，一直坚持到增援部队的到来，如果能在这之前出其不意地突袭北野的指挥部，打掉其指挥系统就更好了，但现在我们的行动已经暴露，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我开始意识到囚禁我们的不是日本特务机关而是一伙恐怖分子是因为在一次教学中，一个学员说我教他的一些中国擒拿技法很有威力，和他在警校时学的一些合气道反关节术很相象。警校？我好像不只一次听这些学员们提到他们在警校时的训练了——的确，日本的对外情报机关——内阁情报调查室是有从警察中挑选其特工人员的惯例，而且其高层人士也的确以警察出身的人居多。但它所挑选的一般都是有一定经验和阅历的人，以年龄较大的刑警和外事课反间谍人员居多。而我训练的这帮人大多是些毛头小子，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年轻人一下子被对外情报机关选调呢？于是我特地问他：“你警校毕业后在实战中使用过那些技术么？”他说：“没有，我没在一线干过，毕业就被分到了训练基地。不过我们这里有人以前做过巡警或在警署干过。”警校一毕业就被分到了训练基地？那这个所谓的训练基地一定是警方的训练基地了，以前还有人在巡警部门或警署工作过？那他们就是负责治安的警察，而不是特工人员了。从巡警和警署挑选特工人员也是不合常理的，因为他们都是综合执法部门，没有刑事侦察的经验。这么说我这个学员是完全意义上的警察了，而且是在一个警察训练基地工作，但我却看不出对警察进行间谍训练会有什么直接的效果，就算教的是负责侦察工作的刑警也未必就和他的业务有什么共通之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间谍和刑警的工作理念正好是相反的，刑警是执法的，而间谍有时是专门破坏法律或钻法律的空子的。刑警的任务是发现别人做过某件事情后留下的痕迹，而间谍的宗旨是做事不留痕迹。刑警最看重的是证据，没有证据就算抓到了人也没用。而间谍则不同，即使你有证据抓不住我也没用，因为我已经跑回我自己的国家了。
为了不引起这个学员的怀疑，我没再问下去，而是在指导另一名学员时装作不经意地问到：“北野指挥官好像很懂格斗，不知道他是练什么功夫的。”“北野君可是警视厅sp出身的，sp那帮人可都是柔道和剑道的高手呀。”sp？那是日本保安警察securitypolice的英文名称的简写，相当于我国公安警卫部门，为政要提供贴身警卫。“那他直接就从sp来了这里？”“北野君还在警视厅当过刑事搜查课长，后来调到训练基地当主任。”从刑事搜查课长直接调到训练基地当主任？看来这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警察单位了，和间谍似乎没什么联系，那北野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抓外国间谍训练一帮以警察为主的人呢？后来我又发现了一些退伍的自卫队人员，还有一些人好像没服过兵役或当过警察。那个在格斗比赛中被我击中横膈膜的功夫较好的人居然是一位退役的踢拳道（即日本式泰拳）运动员。
我没有再问下去，因为现在问题已经很明朗了。我此前也一直纳闷为什么日本特务机关会绑架外国特工来教一些没有其本国特色的课程，如通用的情报工作基础理论，日本特务机关完全可以让自己的特工专家来不遗余力地教这帮人，何必要冒险绑架外国人来教这些日本特工部门自己完全可以教授的东西呢？更不用提让外国人教课时语言上的一些麻烦和他们可能使用一些欺诈手段了。现在我开始明白了，原来这些人不是日本特工，而是在背着日本当局搞一些秘密间谍训练的人，现在也基本上查明它是以一支警察人员为主体，加上退役军人和运动员等各种人员的杂牌军，但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起了那座恐怖的小楼——现在已经知道它不是日本政府为制造生物和化学武器而建立的了，但一提这些武器我的思维马上跳跃到了沙林毒气上，此前已经有过邪教组织发动化学武器袭击和枪击警政署长的事件了。非政府支持的研发生化武器的活动只能是恐怖活动了——这伙人是恐怖分子。既然他们一切背着日本当局，那他们肯定不是帮日本政府袭击外国目标的，否则日本政府方面肯定会出人训练他们。由此可见，他们是想对付日本政府的。
我把这一发现告诉了朴正圭，他也同意我的看法。如果他们是恐怖分子的话就更危险了，但总的来说情况应该是有好转了，因为我们似乎可以想办法向日本政府求援了，不像以前那样觉得自己是被淹没在敌人的海洋里一样，围困我们的其实只是一个湖，再向外就可以脱身了。现在只要向中国大使馆或日本当局打个电话情况就会有转机。
我对朴正圭说：“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是通知外面这里发生的事，有人会来解救我们并对付恐怖分子的。同时争取把所有被囚禁的间谍联合起来，我们可以逐渐地通知到每一个人，并规定好联系方式。”朴正圭有点犹豫：“这会不会走漏风声？”“有可能，但这些人应该明白利害关系，现在不是还有犯人在不断神秘失踪么，就算剩下的人帮了北野最后也难逃一死，而且他们都是特工出身，应该知道怎么进行秘密工作。我们可以用摩尔斯密码联系。”“摩尔斯密码不保险，”朴正圭说：“你不是说这伙日本人里中有退伍军人嘛，说不准哪个就懂这个，这太冒险了。”“是呀，得先想办法通知大家才行。”
但是，还没来得及通知大家，我就在第二天和朴正圭被四名武装警卫叫出来了，说北野指挥官要见我们俩。我和朴正圭都应该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了——平时从来不会有四名武装警卫来找我们的，估计是北野也要把我们处理掉了，因为我们俩都可以徒手杀人，先把我们除掉了就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顾虑了——看来他们很快也要对日本政府动手了。
我和朴正圭对视了一下，我们都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了。在路上，四名持枪警卫和我们保持了距离，我们徒手夺枪的胜算很小。在这个生死的关头，我却发现我并不怎么害怕——因为这种监禁的日子已经使我有点麻木了，在丧失了自由的情况下，我对生死的看法也有点麻木了，活着我没觉得是多么大的幸福，死了也并不意味着多么大的痛苦。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技术方面的东西，是能不能取胜的问题——现在对我来说，输赢的区别比生死的区别更重要，我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在这最后的较量中打败敌人，对于生死我早已置之度外。
路上没有下手的机会，我很庆幸朴正圭也没有贸然动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好事，因为我们正被他们引向那座神秘的小楼——也许进了楼里就更难反抗了，但进了里面以后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拼死一搏了。
我装作不知情地问到：“北野指挥官的办公室怎么在这座楼里了？”“他临时在这里，可能找你们有要紧事。”一名警卫回答道——他在我的学生里格斗是比较出色的一位。要紧事？是送我们上西天吧。
我们进了楼里。刚一进门的地方有两名拿着冲锋枪的警卫接管了我们，他们都穿着防护服，头上也戴着防毒面具，让我想起了一部老片子《卡桑德拉大桥》里面列车上的那些警卫人员。那四名警卫向他们交接完后就离开了，他们没有穿防护服，我们由这座小楼里的生化部队人员接管了。两个人中的一个用枪向前摆了一下，示意我们走在前面，我看了朴正圭一眼后就指向门外说：“北野指挥官不是在那边站着呢么？”在两名警卫回头看去时，我冲向离我最近的那个，右拳猛击他因双手持枪而暴露出来的右肋——他的头上戴着防毒面具，显然不适于击打。他马上疼得弯曲了身体，我接着用左手抓住他持端着枪的右臂，右手用手掌边缘，即手刀劈向他的后颈部，那里没有防护用具的保护。抓住他的胳膊后再打的方法属于中国武术里的“控制打法”，即控制了敌人的进攻武器后再进行击打，这同时也可以避免敌人向我开枪，因为当有人从后面掐住了你的右臂的话，你右手拿的枪无论如何也打不到他。一下，两下，三下——三记连续的手刀攻击后，敌人倒了下去——后颈部是人体最要害的部位之一，遭到重击后则轻者昏迷，重者丧命。朴正圭此时也搞定了另一名警卫。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换上了警卫们的带着防毒面具的连体服，拿起了冲锋枪。现在我们得快速行动了。如果现在去解救犯人很可能出问题，因为尽管现在防毒面具的掩护可能使别的警卫认不出我们，但戴着防毒面具去监管区肯定会让人生疑，因为防毒服只是在楼里的人为防气体泄漏而随时穿戴的，就算我们冒险去了，在和其他警卫说话时我可不敢保证我和朴正圭的日语都到了可以让人觉得就是日本人的地步——其实日本人是亚洲人中最难冒充的，因为日本人的种种礼节很容易使假冒者露馅。
现在重要的一点是要找到与外界联系的方式，可以选择电话或电子邮件，前者是比较容易找到的，各个办公室里肯定有电话的。刚才我们搜了那两名警卫的身体，但没发现手机一类的东西，估计在内部是不能随身带着的，因为这可能导致被外界窃听。我和朴正圭持枪上了二楼，可以走廊里有一些走动的人，他们也都带着防毒面具，在这里能区分不同的人标志就是衣服上的号码——这样我们可能被那两名警卫的熟人认出，我们把他们的尸体拖进了楼下的厕所，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发现，我们得赶快行动。朴正圭的身高和他冒充的那名警卫的身高差不多，就走进了前面的一间屋子，桌子上摆了一部电话，屋里有一个人坐在一边摆弄着一些瓶子。朴正圭指了一下电话，然后过去顺手拿了起来，但他发现这只是一部内线电话，无法向外打。我们可能来不及挨个屋子找外线电话了，我也走了进去，顺手把门关上。屋里的那个人回头看我，我用冲锋枪指着他的脑袋，问他哪里有可以向外打的电话。这个人的声音很平静，告诉我这个楼里没有可以向外打的电话。我向朴正圭示意了一下，他一枪托把这个人打晕了。我们现在的选择应该是赶紧离开这座楼，免得一会儿被人发现后包围起来。我们俩赶紧出了楼——本来这里是个战略要地，控制住化学武器才是最重要的，但我们的力量还明显不够，而且我们必须先通知外界，因为如果没有援军的话，就算全体犯人都被武装起来也可能对抗不过这支由恐怖分子组成的突击队。
现在我们只能向边上的装备库走去了，那里可能找到对外的电话，如果能占领那里的话，我们没准能找到更威猛的家伙，以少胜多才会有可能。我们快速进了装备库后，在门口的哨兵奇怪地看着我们，穿着防护服的人怎么会来这里，我用手在耳朵边比划了一下，又向外指了指，表示要打外线电话，对方竟用手朝一楼的里面指了指。我们点了点头就走进去了，进去时我仍暗中观察他，免得他已经识破了我们并趁我们不备从后面下手。一进装备库，除了库房外唯一的办公室就是值班室，三名穿制服的警察坐在那里，我一进去便用冲锋枪对准了他们，朴正圭示意他们不要出声。对方显然惊呆了，我走过去拿起了电话。拨了老佟在中国大使馆的办公电话——这样从外面直接打进的电话是百分之百要受到警视厅和公安调查厅的窃听的，但这样更好，可以使他们更早地知道这边的情况。
老佟在听出是我的声音时显然有些吃惊，我简要地告诉了他这边的情况，并告诉他我们现在的方位是东京警视厅第二警察训练基地——放电话的桌子上一本信笺上的抬头这样写着。这时我们听见外面传来了一片噪杂声——估计是警卫的尸体被发现了，不过我们现在手上有三名人质，估计可以抵挡一会儿。老佟在电话那边说他马上通知日本政府组织营救，然后我们就中断了通话——日本政府的反间谍部门已经听到我们通话的内容了，他们会更早就采取行动的。
2003年1月11日16：05——东京时间公安调查厅的石桥课长接到监听值班员的汇报，一名中国间谍从警视厅第二训练基地向使馆电话报告，他们和一些外国间谍被北野囚禁，后者准备发动对日本政府的攻击并备有生化武器。情况看来很紧急，石桥马上给警视厅打了一个电话。
2003年1月6日16：12——东京时间日本警视厅第六机动队第七分队的队员已经登上了直升飞机，他们是这次突击行动的尖兵。其他分队的队员也登上了装甲防暴车，跟随着前面的公安调查厅和警视厅的车辆向第二警察训练基地进发。公安调查厅是主管对国内反政府势力的侦察工作的，但它只是一个文职特工机关，没有任何用于平暴的准军事行动力量，所以现在它在和东京警视厅的有关人员及作为作战主力的第六机动队一起向北野的基地开进。鉴于北野曾在警视厅多年，这次行动除了警视厅高层人士外几乎没有任何部门的人知道，由一位高层指挥官直接带领机动队员配合公安调查厅逮捕北野。直接执行作战任务的警视厅第六机动队是警视厅所有机动队中最精锐的一支，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日本赛场的保卫工作就是由第六机动队负责的，而乘坐直升飞机执行第一批次突击任务的第七分队又是第六机动队中最精锐的部队，专门负责反恐任务。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他们本来可以秘密潜入北野的基地，进行出其不意的袭击，但那名中国间谍在电话中说他已经进入了北野的装备库，那北野现在应该察觉到他已经向外面打电话了，行动的保密性已经无法保证，所以干脆就让机动队的精锐突击队以最快的速度杀到现场。
2003年1月11日16：05——东京时间门外的恐怖分子开始向屋里喊话了，让我和朴正圭无条件投降。我们俩让那三名警卫手抱着头站在门口，如果恐怖分子向屋里射击的话，他们三个将首当其冲。外面的恐怖分子说再给我们五分钟时间考虑，过了五分钟如果我们不释放警卫并缴枪投降的话他们就要采取行动。我看了朴正圭一眼，他向我摆摆手，也是一付视死如归的样子。不知援军什么时候能到，如果五分钟之内能赶到就再好不过了。我再次拿起电话，但发现电话线已经从外面被切断了。
估计对方已经知道我们向外面求援了，那这时北野应该开始组织防御了，那些生化武器……糟糕。
2003年1月11日16：10——东京时间值班室的门被一下子踢开了，一个黑色的小东西滚了进来。我已经躲在了放电话的桌子后，朴正圭也藏在了门的斜后方——都是外面的人从门口观察不到的死角。而那三名警卫则仍手抱着头正对着门站着。一见有东西滚了进来，我和朴正圭都闭上了眼睛——我们已经料到那是震眩弹，这里是警察训练基地，肯定不缺各种警用装备。像这种“劫持人质”的局面，对方肯定不会不借用催泪弹或震眩弹而直接突击的。但对方显然不会使用催泪弹，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戴着防毒面具，那扔进的东西肯定是更厉害的震眩弹了。
尽管我闭上了眼睛，但还是感觉到了震动和强光——这种强光可以使人暂时失明一分钟，其震动可以把人震呆，暂时丧失战斗能力。等我感觉到震眩弹的作用过去之后，我睁开了眼睛，看到那三名警卫正躺在地上呻吟着——震眩弹显然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效果。这时，一名端着冲锋枪的突击队员出现在门口，在他向我们开枪之前，早有准备的朴正圭已经一枪让他的脑袋开了花。
朴正圭马上又向前爬到这名突击队员那里把他的尸体向里面拖，准备拿到他的装备，我把枪指向门口掩护他。我突然看见他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表情，因为他在那名突击队员的身上翻出了另一枚震眩弹。
当这枚震眩弹被扔到门外后，我们听到了外面的人的叫喊——震眩弹对他们也起了作用。等震眩一过，我们立即冲出门外。但这时我们发现外面开始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增援部队到了。
为避免被误伤，我和朴正圭都脱下了带有防毒面具的连体防护服。等装备库门口的枪声稀落下来后，我们听见有人向里面喊话，如果里面还有恐怖分子，请立即缴械投降，否则格杀勿论。我和朴正圭立即向外喊，告诉了他们我们是被囚禁的犯人，他们一听到我们的外国口音就让我们马上出来。
我们和机动队员一起向装备库的里面走去。在我和朴正圭被困在值班室里面时，已经有不少武器被恐怖分子拿走了，但仍有不少武器在这里，如果里面还有残余的恐怖分子的话仍然是很危险的。在我们走过重装备库的门口时，从里面飞出一颗子弹，走在前面的机动队员倒了下去。我们马上卧倒，一名机动队员把枪向前探，枪口转向重装备库的里面，但另一名队员制止了他，说这里是重装备库，里面可能有炸弹之类的爆炸物，向里面开枪的话弄不好我们全得被埋葬在这里——敌人在里面可以向外面开枪，我们在外面却不能向里射击。机动队员又开始喊话，但回答他们的是一句粗话，紧接着是一颗子弹，不过没有打到人，因为我们都卧倒着。我立即起身跑进边上的库房，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催泪弹或震眩弹，但没有找到，但却发现了一些ls手榴弹（即中国人俗称的“癞瓜”手榴弹）和较长的木柄手榴弹。我看了看木柄手榴弹，又看到了墙上写着的“禁止烟火”的标记，马上有了主意。
我拿着一颗木柄手榴弹回到了原位置，朴正圭见我拿了颗手榴弹过来，以为我要往里扔手榴弹，急忙说：“你疯了么？往里扔手榴弹？”我示意他不要出声，然后问身边的机动队员带没带烟，一名机动队员从口袋里掏出了我一盒烟递给了我，我拿出了一根烟后又向他要了火柴，朴正圭等人仍然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我点燃了香烟后，用烟头去烤手榴弹的木柄，一会儿木柄上就开始冒了烟。然后我把手榴弹扔进了库房。
里面的那名恐怖分子见外面扔进了一枚冒着烟的手榴弹，以为我们是要彻底炸毁弹药库了，顾不得许多，一下子冲向了那颗手榴弹，想把它扔出去。他刚冲到手榴弹那里时，我已经飞身扑了上去，左手去抓他持枪的右手，右手掐住了他的脖子。他的右手一挣，从我的左手中逃脱出来，但这时我的右手已经找准了他脖子上的迷走神经，右手拇指使劲一抠，他当时就昏过去了。
2003年1月11日16：50——东京时间整个战斗已经基本上结束，机动队员控制了局势，生化武器楼也被占领了。在对这座最危险的小楼发起突击前，机动队员对它使用了一种神经性毒气，类似于俄罗斯特种部队在解救剧院人质时使用的催眠毒气，事先便摧毁了里面的人的战斗力，使得里面的毒气无法发挥作用。被囚禁的犯人也大都被解救。但北野却不见踪影。我和朴正圭带着几名机动队员冲进了他的办公楼，我去过他的办公室，所以冲在最前面带路。他的办公室关着门，我们就先冲过这个门向前方的屋子冲去。但我刚向前跑了几步就感觉身后响起了枪声，我立即前扑卧倒，当我回头看时，朴正圭和机动队员都中弹倒下了，在他们身后站着的是手拿冲锋枪的北野。我朝北野打了一个点射，但他敏捷地撞开自己办公室的房门进了屋里。我马上上步*在了门的左侧。朴正圭受了伤，我看了看他，他向我做手势表示情况还行——朝鲜特种部队的军人一向是以坚强著称的，以前突袭青瓦台未成的三十一名朝鲜特种兵中有二十八名牺牲，一名被俘，剩下的两人都受了伤，一个的肠子都被打了出来，但仍然带伤跋山涉水，偷越朝韩边界回到了朝鲜。但现在朴正圭的大腿上也中了枪，暂时无法战斗。我让他躺着别动，然后将枪的前部探进北野的办公室打了几枪，北野立即还击，子弹打在了门口。我拿起一个被打死的机动队员的头盔扔进了办公室。我在听到枪声?</p>